少女突患肾病，半年不见好转，只因用了这款“毒药”！此刻就在你嘴边

8月19日首个“中国医师节”

他获得了“深圳好医生”提名奖

　　北京大学教授，北大深圳医院肾内科主任，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，广东省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……

　　看着这些自带光环的称号，你一定觉得，这个医生应该很“高冷”吧。No、No、No，你弄错了画风，熊祖应其实挺“不务正业”的，作为一个医生，他擅长给人“看面相”。

　　熊祖应说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大部分化妆品里含有汞元素，而抹得太多，往往就会造成膜性肾病。

　　这样的“怪癖”，也算是一种“职业病”，只因看到了太多活生生的案例，市民林女士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“当时我莫名患上膜性肾病，半年了，尿蛋白是标准值的40倍。看了很多医生治疗，效果都不佳。”林女士回忆说，“熊主任问我，是不是在化妆？我当时有点懵，心想这和肾病有什么关系？”

　　恰恰，问题就出在化妆上！

　　“当时，我就注意到她的脸很白，但脖子却和脸的肤色差异很大，所以才问什么时候开始化妆，答案是，半年前。”熊祖应说。

　　了解到这个情况后，他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建议——停止使用化妆品，查血汞！结果是血汞超标，停用化妆品后2个月，当患者再来复查时，病情明显缓解。

　　除了看“面相”外，熊祖应的“不务正业”还有很多，比如，看看你吃不吃减肥药、喝不喝碳酸饮料等等，因为这些都和肾有关。

　　“此外，广东人爱煲汤，但有些中药材，也会伤害到肾脏，所以我看到后都习惯提醒别人要注意。”熊祖应说。

　　别以为“看面相”就是看个病，其实更是在看“心”。

　　这样的评价，在熊祖应的医生主页里还有很多。

　　如何和患者沟通，更是一门技巧，这一点，黄先生深有体会——

　　“当时熊主任告诉我说，检查显示我的肾功能只有50%了，当时听到这个消息，真的是晴空霹雳，但后来，熊主任告诉我，一个人的肾功能只要有20%就能维持正常生活，我还有30%的储备，没事儿的。听到这句话后，我心里就舒服多了。”黄先生说。

　　病情严不严重？看病贵不贵？吃药会不会有副作用？医生的水平好不好？……面对疾病，人们总会有这些焦虑。

　　而在熊祖应看来，应对的法子很简单，就是多说几句、拍拍肩膀、握住病人的双手，几个简单的动作，给病人吃下“定心丸”。

　　说起给病人吃下的“定心丸”，最重要的一颗就是劝劝病人要“佛系”。

　　俗话说“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”，但在熊祖应眼里，治病却不要追求100分。

　　由于供体器官短缺，对于肾病患者来说，肾移植的可实施性极为有限，因此，不少肾病患者主要通过腹膜透析、血液透析的方式替代原本已衰竭的肾功能。而对于一些难治愈的病人，熊祖应坦言，自己会选择相对保守的治疗方式，毕竟，“有质量的活下去才是硬道理”。

　　“活下去才是硬道理”，这句话背后有着血的教训。

　　今年春节刚过，一位48岁的男子被送到了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肾内科。

　　“当时，他发着高烧，左胳膊肿得像大象腿一样，碰都不能碰。”熊祖应回忆道，这位病人因为肾病病综合征，丧失了一半的肾功能，仍然有大量蛋白尿，但为了“求治愈”，在其他医院里，医生使用了大剂量激素和免疫抑制类药物，导致感染，也正是因为感染，最终这名男子没能救回来。

　　这样的故事，熊祖应说，还有不少。

　　“见术不见人”，这是熊祖应所反对的。“如果医生少用点药物，选择风险小的做法，或许这个患者能活20年，甚至更久。”熊祖应说，肾脏的好坏是重要的，但并不是唯一的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

　　虽然道理都懂，但对于病人来说，如何接受这种“不完美”？

　　“当然，作为医生，我们也要用自己的行动，让患者看到希望。”熊祖应说。

　　这样的希望，87岁的王奶奶（化名）正在感受着。

　　通过肾穿刺活检，她被诊断为系统性小血管炎和新月体型肾炎，目前正接受血浆置换和免疫抑制治疗。这是迄今为止，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肾内科年龄最大的肾穿刺活检病人。

　　“这是一种罕少见病，但是在我们科却经常能遇到。” 熊祖应说。

　　让病人看到希望，对医生来说，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医疗水平，这也贯穿着熊祖应的职业生涯。

　　熊祖应出生在安徽，家庭不算富裕，谈起童年，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每个月从家里带至学校的“一缸咸菜”。

　　“小学教室就是农民家里的平房，一个教室里，坐着二年级、三年级、五年级的学生，一个老师啥都教。上高中了，每个月只能回家一趟，要走2个小时的山路，每天吃的也就只有白饭和咸菜。”熊祖应说。

　　在安徽读完五年医学院本科后，熊祖应在一家镇级医院工作，日子过得挺安逸，可他就是不甘心，于是选择了考研究生。

　　“最头疼的就是英语，我就拿着新概念英语，每天看到凌晨一两点，第一次考研时，100分的英语拿了20分，第二次50分，最终第三次考了70分，进入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。”

　　读完研究生，熊祖应又回到了安徽，当时的他，在安徽也算小有名气，但不甘心又一次袭来。最终，他在1996年选择了读博士。“当时女儿读小学一年级，我和她开玩笑，我们都是一年级的学生。”熊祖应说。

　　就这样，不甘心的他，又去北京开始了自己的博士后生涯，导师就是“中国肾脏病学之母”王海燕。而当一切水到渠成时，他却选择了离开北京。

　　2002年，熊祖应来到深圳工作，当时医院肾内科建立不足4年。2008年，在他与科室同道的共同努力下，肾内科与病理科合作，率先在深圳市内实现肾脏病理基本不外送。

　　如今，科室年度肾活检数量占市内总肾活例数20%左右，全科累计完成肾脏病理学检查4000余例，已成为北大深圳医院肾内科的一张名片。

　　“曾经也有病人对着我拍桌子，也有病人说’这个医生太年轻，能看病吗？’，但只要沉下心来，专心于自己的工作，就能有所收获。”熊祖应说。

资料来源：深圳市卫计委医政处、深圳广电都市频道《第一现场》